分定而无制，不可，故立禁。

正义论所要追问的是：男女授受不亲的规范本身是否适宜？我们知道，这个规范在当时的生活方式下是适宜的，但在今天的生活方式下则未必是适宜的：今天一般男女之间的肌肤之亲，诸如握手、甚至拥抱、亲吻，未必就是非礼。而礼义即礼之义，则是礼的制度存在的内在根据，也就是说的正义原则。

这才需要制定某种制度规范，以正义地实现其利益，而为此就必须提出正义原则。我们提出中国正义论，就是供人们将其与西方正义论加以比较而进行选择。所谓恶者，偏险悖乱也。（《孟子·离娄上》）这也表明推总是由己出发的，仁爱总是由自爱出发的。《大戴礼记·曾子大孝》也说：义者，宜此者也。

正义观念（正义问题之理解与解释）的特殊性——不同民族国家的文化传统及其现实生活方式在正义观念上体现出其不同的特质。乐肃庄，则民齐而不乱。笔者对此有过讨论，参见曹峰：《〈尹文子〉に見ぇる名思想の研究》，东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编《东洋文化研究》第八号，2006年。

3. 《尹文子》是不是尹文本人的著作。[2] (第476页)可见，战国秦汉时期，关于名的分类并不多见，只在《墨子·经上》，《荀子》及《尹文子》中可以看到。正因为名是一种重要的政治工具，如何把握它，管理它，由谁来把握它，管理它，就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例如《尹文子·大道上》说：名称者，别彼此而检虚实者也。

整个二十世纪的《墨经》研究大家，如二、三十年代的梁启超、胡适，四十年代以后的谭戒甫、沈有鼎，基本上都是沿着孙诒让所指引的这条道路在努力。这项研究不仅有着广泛的发展空间，也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

注释：①本文所引《尹文子》原文主要依据的是伍非百所作《尹文子略注》，收入《中国古名家言》(见参考文献[2])中。已有一些研究者尝试用新的理论和方法去重新解读中国古代的名思想。缺陷不止于此，这100多年来的中国古代逻辑研究造成了一种习惯性思维，即根据西方的学术观念来分析中国古代思想时，我们很容易在接受其理论和方法的同时，把中国古代思想本来有机相关的问题割裂开来，削足适履式地去适应西方的学科分类。至今为止关于名的研究，几乎把重点完全集中于名在语言学上和逻辑学上的意义，即便讨论孔子和荀子的正名说，也大多是从逻辑学的角度。

所以老子要无名，孔子要正名，墨子说言有三表，杨子说实无名，名无实，公孙龙有《名实论》，荀子有《正名篇》，庄子有《齐物论》，尹文子有《刑名》之论。也就是说儒家所讨论的名，大致属于伦理学意义上的层次，在政治上所起的作用是调节性的而非规范性的。这些材料也反映出先秦秦汉时期名思想的发展是当时政治思想史的一条重要线索，尤其在马王堆帛书中，可以为名思想研究提供的材料极为丰富，当尽最大可能去利用之，把握之。知识论，宇宙观的发展，社会秩序的重新安排，君主专制体制的确立，政府职能的完善，实用主义思潮的盛行，这些复杂的社会思想背景与名实关系的讨论，与各种正名说的展开交织在一起，使名的思想呈现极其复杂的面貌。

他们对于概念，判断和推理都进行了研究，其中有很多合乎科学的论断。(《管子·心术上》)，有名则治，无名则乱，治者以其名(《管子·枢言》)，名者，天地之纲，圣人之符(《吕氏春秋·大体》)，名正则治，名丧则乱(《吕氏春秋·正名》)，至治之务，在于正名(《吕氏春秋·审分》)的高度，成为确立是非，制定秩序的根本性法则。

前者对中国古代思想史影响之大远远超过后者，但由于受二十世纪初传入中国的西方逻辑学的影响，以往的先秦名学研究只重视后者，未对前者展开过系统研究，这使名学研究偏离了思想史的实态。④参照加地伸行《中国论理学史研究》第一部中国にぉける论理学第一章中国古代论理学史研究の状况一日本にぉける场合，研文出版1983年，第11-20页。

这种缺陷表现为单纯认同式的比附，必然使墨辩思想所由产生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的分析得不得真正的重视，最终反而使墨辩思想得不得客观的研究。三由于至今为止缺乏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去研究名，过于重视语言学逻辑学意义上的名，已使名思想的研究偏离了思想史的实态。例如西晋的鲁胜虽然研究的是墨辩，但他在《墨辩注序》却指出名者，所以别同异，明是非。例如在儒家名思想这条线索上，应主要探讨孔子及荀子关于名的学说及《吕氏春秋》的部分篇章，同时通过批判儒家的法家、道家的眼光，反观儒家的名思想究竟有着怎样的特点和影响。《尹文子·大道上》对名作了如下的区分①：名有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圆白黑是也。故曰：名称者，不可不察也。

名是一个意含极其丰富的概念，在先秦秦汉时期，由名所构成的词语或概念，因各家对名理解的不同而呈现出复杂的面貌。道义之门，政化之准绳也。

合彼我之一称而不别之，名之混者也。名贤不肖为亲踈，名善恶为赏罚。

先秦时期对名、辩的讨论则是我国古代文化发展中较为侧重智与言的一个方面，二者被认为有某些相同之处。日本学者使用了论理一词，而在中国，启蒙思想家们欲于国文中觅一、二字，与原文意义之范围同其广狭。

第一种名表达的只是事物与名称之间的关系，可以与道德、伦理、政治无关。今亲贤而踈不肖，赏善而罚恶代表的是一种儒家的立场，因为儒家是扬贤而抑不肖，扬善而抑恶的，因此，名贤不肖为亲踈，名善恶为赏罚是很自然的事情，但在法家看来这已经侵犯君权了，名贤不肖为亲踈，名善恶为赏罚是惟君主能做的事，其他人不能染指。依然无人试图将名思想的研究，还原到更真实更广阔的空间，即名的政治思想史的空间中去。贤不肖善恶之名宜在彼，亲疏赏罚之称宜属我，我之与彼，各(或作又，据伍非百本改)復一名，名之察者也。

名家思想研究的兴盛，是二十世纪以后的事情，它与西方逻辑学思想在东方的传播息息相关。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为之所作的释义是名，自命也。

但它又是一部问题甚多的书籍。名之所以会呈现出上述的复杂的面貌，之所以会成为具备思想史意义的重要概念，虽然与命物之名有很大关系，但事实上与毁誉、况谓之名，即名的社会功用关系更为密切。

不过，看过《尹文子》全文就知道，《尹文子》的重点依然在毁誉、况谓之名。与达、类、私及单、兼、共、别这种分类法相比，名有三科的分类法并不严谨，但正是这种不够严谨的分类法，更真实地体现出先秦秦汉时期名思想的复杂性，也更鲜明地反映出中国古代名思想的特色。

达名、类名、私名及单名、兼名、共名、别名的分类法着眼于名作为一种范畴的外延，而《尹文子》的分类则着眼于名之对象。所以他们不主张使用中国逻辑学而代之以名学和辩学。伍非百先生曾经指出尹文一派之形名家，与其他墨儒辩者之‘形名家根本不同。弄清中国古代的名到底有哪些语义，有哪些使用方法只是辞典式的工作。

而战国中晚期法家及一些黄老思想家所讨论的名，往往与法思想密切相关，具有规范性的意义，是统治者可以直接把握和操作的工具。现在，借用现象学，借用语言哲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思想成为新的潮流。

除了专门以名为研究对象的名家外，其余各家也都各有表述，如王琯所言惟当时诸子之言正名，有兼有专。还有一个重大的问题是理论框架的滥用。

因此，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思想史课题。《尹文子》非常集中地把名作为一种政治思想来论述，这在先秦秦汉时期的文献中是非常少见的，所以对本文而言是极重要的参考资料。